法案投票在即，Coinbase何以臨陣「退縮」？
法案背景與關鍵爭議
1 月 14 日，一部旨在為美國加密市場立規的法案——《CLARITY Act》將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迎來關鍵投票。就在這個行業破冰的前夜，Coinbase 的創辦人兼 CEO 布萊恩·阿姆斯特朗（Brian Armstrong）宣佈，公司將完全撤回對這部法案的支持，理由是「一部糟糕的法案比沒有法案更糟糕」。
該法案中有一項新增條款，規定穩定幣發行方或關聯方，不得為用戶的「靜態持有」（Static Holdings）支付收益，但允許為「活動和交易」（Activities and Transactions）支付收益。這意味著用戶僅將 USDC 存在 Coinbase 賬戶中吃利息的行為將被禁止。
行業內部的分裂
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行業震動。然而真正令人意外的是，Coinbase 的對立面，幾乎站著行業內的所有其他重量級玩家。
風投巨頭 a16z 的合夥人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認為「現在是推進的時機」；支付巨頭 Ripple 的 CEO 布拉德·加林豪斯（Brad Garlinghouse）表態「明確勝過混亂」；競爭對手交易所 Kraken 的聯席 CEO 阿爾瓊·塞西（Arjun Sethi）更是直言「這是政治決心的考驗」；連一向以捍衛去中心化原則著稱的非營利組織 Coin Center 也表示，法案「在開發者保護方面基本正確」。
商業模式與利益衝突
要理解阿姆斯特朗掀桌子的行為，必須先理解 Coinbase 的生存焦慮。長期以來，Coinbase 很大一部分收入依賴於加密貨幣的交易手續費。
這種模式的脆弱性在加密寒冬中暴露無遺，牛市時賺得盆滿缽滿，熊市時則收入銳減，甚至出現季度虧損。公司必須找到新的、更穩定的收入來源。
穩定幣收益，就是 Coinbase 找到的第二增長曲線。
其商業模式並不複雜：用戶在 Coinbase 平臺上持有與美元 1:1 掛鉤的穩定幣 USDC，Coinbase 則將這些沉澱資金透過 DeFi 協議（如 Morpho）借貸出去，賺取利息，再將部分收益以獎勵的形式返還給用戶。根據 Coinbase 官網的數據，普通用戶可獲得 3.5% 的年化收益，而付費會員的收益率可達 4.5%。
據 Coinbase 發布的 2025 年第三季度財報，其「利息及融資收入」高達 3.55 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穩定幣業務。據此推算，這項業務在 2025 年為 Coinbase 貢獻了約 14 億美元的收入，佔其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高。在交易量萎靡的熊市，這筆穩定且可觀的現金流就是 Coinbase 的救命稻草。
而《CLARITY Act》中這項新增條款，精確打擊到了 Coinbase 的命門。如果法案通過，這 14 億美元的收入可能大幅縮水甚至歸零。
兩種生存哲學的碰撞
這不僅是商業利益的衝突，更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學的碰撞。
布萊恩·阿姆斯特朗代表的是前者——硅谷式的理想主義與不妥協。他並非第一次與監管者公開對抗，早在 2023 年，當 SEC 起訴 Coinbase 非法經營證券交易所時，阿姆斯特朗就公開批評 SEC「立場不一致」，並透露 Coinbase 曾與監管機構進行了 30 多場會議，反覆請求明確的規則卻始終沒有得到回應。
他的立場一以貫之：支持監管，但堅決反對「糟糕的監管」。在他看來，接受一部有根本性缺陷的法案，比暫時沒有法案更危險。因為法律一旦制定，未來再想修改將難於登天。為了短期確定性而接受一部扼殺核心商業模式的法案，無異於飲鴆止渴。
阿姆斯特朗的邏輯是，現在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對抗，雖然痛苦，但保留了為未來爭取更好規則的可能性。如果現在妥協，就等於永久性地放棄了穩定幣收益這塊陣地。在這場關乎公司未來的戰爭中，妥協就是投降。
而加密行業的其他領袖，則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實用主義哲學。他們深諳華盛頓的遊戲規則，立法是妥協的藝術，完美是優秀的敵人。
Kraken 的 CEO 塞西認為，重要的是先建立一個法律框架，讓行業擁有合法的社會地位，然後再透過持續的遊說和參與，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它。先求生存，再求發展。
Ripple 的 CEO 加林豪斯更是將確定性置於一切之上。多年的訴訟讓他明白，在法律的泥潭裡掙扎，對公司是巨大的消耗。一個不完美的和平，遠勝於一場完美的戰爭。
a16z 的迪克森則從全球競爭的戰略高度出發，認為美國如果因為內部的爭吵而延誤立法，只會將全球金融創新中心的地位拱手讓給新加坡、迪拜或香港。
阿姆斯特朗仍在用硅谷的方式打華盛頓的仗，而其他人已經學會了華盛頓的語言。
內戰的代價
這場由 Coinbase 點燃的內戰，真正的代價是什麼？
首先，它造成了加密行業在政治上的分裂。
根據 Politico 的報導，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延後投票的決定，是在 Coinbase 臨陣倒戈以及法案在兩黨議員中的支持票數尚不確定的時候才做出的。Coinbase 的舉動雖然不是唯一原因，但無疑是將整個努力推向混亂的關鍵因素。
如果法案最終因此流產，其他公司或許會將部分責任歸咎於 Coinbase，認為它為了一己私利，影響了整個行業的進程。
更嚴重的是，這場公開的內哄，極大地削弱了加密行業在華盛頓的集體議價能力。
當立法者看到行業內部都無法形成統一聲音時，他們會感到困惑和沮喪。一個分裂的行業，在強大的傳統金融遊說集團面前，將不堪一擊。
其次，它暴露了數位時代監管的困境。
《CLARITY Act》試圖在鼓勵創新和防範風險之間走鋼絲，但這個平衡點幾乎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對 Coinbase 來說，法案管得太死；對傳統銀行來說，法案放得太鬆；對其他加密公司來說，法案或許剛剛好。
監管的困境在於，它試圖為永不滿足的慾望劃定邊界。每一次規則的落地都只是下一次博弈的開始。
但最重要的代價，在於這場內戰動搖了加密行業的根基。
加密行業到底是什麼？是一場關於去中心化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實驗，還是一門關於資產增值與財富創造的生意？是對現有金融體系的革命，還是對其的補充與改良？
阿姆斯特朗的決絕，與行業其他人的妥協，共同勾勒出這個行業當下的真實面貌：一個在理想與現實、革命與商業之間不斷搖擺的矛盾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