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巨頭不甘認命，SBF 獄中 35 頁動議控訴審判「黑幕」
核心指控一：被「定製」的證人與司法綁架
動議指控檢方通過威脅和誘導，策反了核心圈子，並讓對其有利的證人「消音」。
例如前 Alameda Research 聯席 CEO Ryan Salame 的缺席。動議引用了 Salame 在 2024 年 8 月後的公開表態（包括 Tucker Carlson 的採訪）作為新發現證據，揭露檢方為了阻止 Salame 出庭證明 SBF 的清白，威脅起訴 Salame 的伴侶 Michelle Bond。
對於出庭作證指控 SBF 的前工程主管 Nishad Singh，動議披露在審判前的面談中，當 Singh 最初的陳述不符合檢方預期時，檢察官曾憤怒地「拍桌子」，斥責 Singh 的記憶「不可信」。
SBF 認為，正是這種高壓恐嚇導致 Singh 隨後被迫改變了證詞。動議正式要求法院命令檢方交出相關的面談筆記，以證明檢方隱瞞了這一脅迫過程。
核心指控二：消失的「負債」與 fiat@ftx.com 之謎
SBF 提交了前 FTX 數據科學主管 Daniel Chapsky 的宣誓聲明，從數據層面反駁了挪用指控。
動議指出，檢方曾將 fiat@ftx.com 賬戶中的鉅額負餘額作為 SBF 挪用客戶資金的鐵證。然而，Chapsky 在聲明中反駁稱，檢方的解釋是「根本性的失實陳述」。
他指出，該賬戶的負餘額對應的是 Alameda 在鏈下持有的現金和資產。檢方只向陪審團展示了「借方」的負數，卻故意忽略了對應的「貸方」資產，從而憑空製造了數十億美元的虧空假象。
Chapsky 的數據分析進一步顯示，如果在 2022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正確核算，Alameda 在 FTX 上的賬戶實際上保持著約 20 億美元的正餘額。檢方和專家證人 Peter Easton 故意只展示某些特定的負餘額子賬戶，誤導了陪審團。
核心指控三：破產律所 S&C 的「資產抹除術」
SBF 還將矛頭指向了負責 FTX 破產重組的律所 Sullivan & Cromwell (S&C)。他指控 S&C 為了配合檢方的定罪邏輯並賺取天價律師費，人為地製造了「資不抵債」。
動議指出，FTX 在破產時擁有價值高達 84 億美元的風險投資組合（包括對 Claude AI 開發公司 Anthropic 的投資）。但在破產初期，S&C 和檢方為了坐實資金缺口，將這些流動性稍差但價值巨大的資產人為地記為零或極低價值。
SBF 強調，破產團隊最終確認客戶將獲得 119% 至 143% 的現金賠付，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他在審判期間主張的「FTX 具有償付能力、錢沒有丟」是真實的。
核心指控四：政治針對與法官偏見
最後，SBF 打出了政治牌和程序牌。他暗示自己是拜登政府「政治戰爭」的受害者。作為曾經的民主黨大金主，他在出事後被迅速切割並重判，是為了平息公眾怒火。
此外，鑑於主審法官 Lewis A. Kaplan 在此前庭審中多次駁回辯方關於「FTX 有償付能力」的證據，SBF 在動議中不僅要求重審，還明確提出要求 Kaplan 法官迴避，理由是法官表現出了極端的偏見，已無法公正裁決此案。
Rule 33 動議要求證據必須是審判後「新發現」的，且辯方在審判期間無法通過「盡職調查」獲得。法官很可能裁定，Salame 和 Chapsky 在審判期間是已知的潛在證人，辯方未能傳喚他們屬於策略選擇或客觀困難，而非「新證據」。
並且，FTX 賠付率高（甚至超過 100%）並不能反證 SBF 當時沒有挪用客戶資金。只要未經授權使用了客戶資金（無論目的），犯罪即刻成立，後續資產是否增值在法律定罪上通常被視為無關，僅可能影響量刑。
對於指控脅迫，除非有確鑿的錄音或書面證據證明檢方直接脅迫（如「拍桌子」的具體錄音），否則法官通常傾向於採信檢方的程序合規性說明。
此外，要求一位資深聯邦法官因「偏見」而自我回避，在司法實踐中極少成功，除非有極其明顯的利益衝突證據。否則這種指控甚至會進一步激怒司法系統，被視為對法庭的蔑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