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製造Palantir，58歲的彼得·蒂爾想發戰爭財
明尼蘇達州的執法行動與Palantir的介入
2026 年 1 月，明尼蘇達州失控了。特朗普政府宣佈終止索馬里的臨時保護身份（TPS），這意味著數萬名在美國生活多年的索馬里難民必須在 3 月 17 日前離境。明尼阿波利斯擁有全美最大的索馬里社區，這座城市成為了這項政策最直接的衝擊地。
隨後，「大都會激增行動」（Operation Metro Surge）如期而至。2000 多名聯邦移民局（ICE）特工穿著戰術裝備湧入這座城市，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部門的總人數。他們駕駛黑色 SUV，在居民區進行密集的突襲和逮捕。
社交媒體上很快傳出大量令人不安的視頻。特工用破窗器擊碎車玻璃，用鎖喉姿勢將尖叫的司機拖拽出來，並按壓到冰冷的地面。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 37 歲美國公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的死亡。這位法律觀察員在記錄執法行動時，被一名聯邦探員隔著擋風玻璃近距離擊中頭部射殺。官方聲稱她企圖駕車撞人，但視頻顯示她的車只是在緩慢轉向。
Palantir的系統與政府合作
多份調查報告披露 ICE 正在明尼阿波利斯大規模使用一款由 Palantir 開發的名為 ELITE 的工具。這套系統整合了監視對象的醫療補助、納稅記錄、水電賬單等海量數據，並通過算法在地圖裡將它們冷酷地標記成一個個目標點。
根據公開的聯邦合同記錄，ICE 在 2025 年 4 月 及 17 日授予了 Palantir 一項價值 3,000 萬美元的合同修改協議，用於開發一個代號為「ImmigrationOS」的平臺。公開的合同辯護文件明確提到，該系統是為了支持總統關於加速驅逐行動的行政命令。很多人認為，該平臺實際就是為 2026 年開始的這種「激增式」大規模行動量身定做的操作系統。
Palantir的財務崛起與市場地位
在過去數年裡，Palantir 一直被輿論斥為「數據屠夫」。因在加沙戰爭中對以色列軍方的數據支持，加上長期的道德倫理爭議和十餘年的虧損歷史，使得 Palantir 在硅谷和華爾街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但在過去一年，一切都改變了。2025 年，Palantir 引爆了華爾街。這家在爭議中蟄伏了二十年的公司，完成了從「邊緣承包商」到「美股脊樑」的身份加冕。2024 年 9 月被正式納入標普 500 僅僅是開始，公司隨後將上市地點從紐交所遷往納斯達克，股價在一年內飆升 150%，市值一度突破 4000 億美元，讓所有傳統估值模型都顯得蒼白無力。
這背後，是其財務數據的戲劇性逆轉。在經歷了長達 19 年的連續虧損後，Palantir 於 2022 年底首次實現 GAAP 盈利，並在 2024 年下半年開啟了超高速增長模式。進入 2025 年，其季度營收首次突破 10 億美元大關，觸及 11.81 億美元，同比增速從 2024 年初的約 20.8% 飆升至 2025 年第三季度的 62.7%。
Palantir的商業轉型與ESG爭議
增長的核心引擎，來自於其商用領域業務的爆發。2025 年第三季度，Palantir 美國商用業務營收同比激增 121%。這一驚人的數據徹底打破了市場對其「政府依賴」的傳統認知。在 Reddit 上，散戶將其奉為「AI 信仰股」，吹捧 Palantir 正在為現代文明構建底層數字操作系統。2025 年，散戶淨買入近 80 億美元 Palantir 股票，使其成為當年散戶購買量第五大的證券，直接將市銷率推高至 100 倍以上。
然而紙醉金迷的繁榮下，掩蓋著 Palantir 被整個西方金融體系放逐的至暗歷史。2020 年 9 月，為了報復投行對其估值的壓制，Palantir CEO 亞歷克斯·卡普及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選擇了極具挑釁性的直接上市模式。他們繞過了傳統的銀行承銷環節，不向銀行支付鉅額承銷費。這意味著 Palantir 對整個華爾街體系的一次全面宣戰。
Palantir 的「原罪」植根於其誕生之初的基因，它是中央情報局（CIA）旗下投資基金 In-Q-Tel 在 2005 年投出的首批初創企業。儘管當時只拿到了 200 萬美元的種子資金，但這種情報機構背景，使 Palantir 的業務與政府和軍方深度綁定。其中，與 ICE 的合作尤為深入。
2014 年起，Palantir 就通過一份價值 4100 萬美元的合同為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開發了 ICM 調查案件管理系和 FALCON 移動應用，允許聯邦特工通過手機基站數據實時追蹤目標的地理軌跡，用於識別和追蹤非法移民。
長期與 ICE 的合作使 Palantir 在 ESG 框架中被歸類為「潛在侵犯人權」和「監控社會風險」的公司。Palantir 在各大 ESG 評級機構中的得分長期處於墊底水平。Ethos ESG 曾給 Palantir 打出 F 評級，綜合得分僅為 18.1 分（總分 100 分），在整個軟件行業中排名倒數 1%。在「問責機制」和「LGBTQ+平等」等社會維度方面，Palantir 的得分都是 0。
Palantir的崛起與「孤山銀行」的誕生
在持續的社會敵意中，ESG 標準成為了絞殺 Palantir 最有效的金融枷鎖。摩根大通曾是 Palantir 的第一個大型企業客戶，在 2009 年斥資 1.2 億美元，利用其軟件來監控內部欺詐。但隨著這一項目被輿論貼上「監控員工」的有害標籤，摩根大通很快終止與 Palantir 的合作，並在金融業務上與其迅速切割。而摩根士丹利作為 Palantir 的長期融資顧問，則在 2018 年將其估值從 200 億一路砍到了 44 億美元。
Palantir 在西方金融市場也遇到融資困境。由於極低的 ESG 指標，挪威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Storebrand Asset Management 以及挪威公共養老基金 KLP 對 Palantir 實施了清空持倉和拒絕投資的策略，歐洲的大型銀行也開始對 Palantir 實施隱形的金融排斥。
為了求生，Palantir 不得不轉向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 Khazanah Nasional 等非西方傳統金融勢力尋求輸血支持。這讓 CEO 卡普對西方傳統金融徹底失望。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抨擊「覺醒文化」與硅谷和華爾街的虛偽，斥責它們在享受民主秩序紅利的同時，又拒絕支持維護秩序的技術。
從 2003 年成立到 2022 年底，Palantir 從未實現過任何一年的 GAAP 盈利。命運的齒輪直到 2022 年才真正開始轉動，這歸功於兩場來自不同維度的「爆炸」：一場爆發於東歐平原的戰火，另一場則是深藏於算力中心的大語言模型革命。
俄烏戰爭成了 Palantir 最好的商業廣告。由於其技術在烏克蘭戰場上被大量用於目標瞄準、難民安置和戰損評估，澤連斯基親自在社交媒體上大力稱讚 Palantir。歐洲政要突然意識到，在殘酷的生存危機面前，ESG 的道德潔癖顯得蒼白無力。
另一邊，ChatGPT 引爆的大語言模型革命直接為 Palantir AIP 人工智能平臺的推出提供了核燃料。Palantir 的核心團隊意識到，一個千載難逢的「洗白」機會已經到來。CEO 亞歷克斯·卡普在 2023 年的一次採訪中坦言：「這一刻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年」。
2023 年發佈的 AIP 是 Palantir 應對大語言模型浪潮的戰略核心。它將企業內部雜亂無章的數據用歸類標籤與大模型連接起來，為其提供「邏輯外骨骼」。同時，極具侵略性的 Bootcamp 銷售模式也將原本需要一年的銷售週期縮短至幾周。僅 2025 年上半年，Palantir 就舉辦了超過 500 場訓練營，推動其商業客戶數同比激增 65%，調整後營業利潤率攀升至驚人的 51%。
2024 年 9 月，Palantir 正式被納入標普 500 指數，這意味著追蹤指數的被動基金，無論是否包含 ESG 篩選，都必須購買其股票。而曾經被刺 Palantir 和對其持保留態度的華爾街大行，如今又成為了 AIP 推廣的主要合作方或研究支持者。
「孤山銀行」的建立與硬科技投資
2020 年 7 月，就在 Palantir 籌備直接上市前夕，一個消失了十年的名字重新出現在了公司的董事會名單裡：亞歷山大·摩爾。
在 Palantir 的內部史詩中，摩爾是一個帶有圖騰意義的符號，他是公司的「1 號員工」。2005 年，當彼得·蒂爾還在為 CIA 那筆寒酸的 200 萬美元投資奔走時，是摩爾頂著運營總監的頭銜，在硅谷的簡陋辦公室裡搭建起了 Palantir 最初的骨架。2010 年，他選擇在 Palantir 驚豔阿富汗戰場的前夜轉身離去，扎進風投圈，最終成為了 8VC 的合夥人。
摩爾在 2020 年的歸位，更像是一場權力的合流。他身後的 8VC，掌舵人正是 Palantir 的聯合創始人、「PayPal 黑幫」中最具工業野心的喬·朗斯代爾。這種迴歸似乎在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那群曾經用代碼重塑情報界的年輕人，現在要回來重塑美國的工業母體了。
在公開市場勢如破竹的 2025 年，「Palantir 黑幫」們再度聯手，朗斯代爾與 Anduril 創始人帕爾默·拉奇，以及他們的教父彼得·蒂爾，在華盛頓與硅谷的權力縫隙中推行了一個更為瘋狂的計劃——創立孤山銀行。這並非一家傳統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它的誕生本身就是對現有金融秩序的一次公開反叛。在硅谷銀行倒閉後的監管寒冬中，孤山銀行以一種近乎「特權」的速度，在短短四個月內就拿到了美國貨幣監理署（OC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的批准與背書。
這種「特事特辦」的背後，是華盛頓與硅谷權力版圖的一次劇烈漂移。在變革面前，官僚主義不得不為「蒂爾網絡」讓路。
朗斯代爾為孤山銀行提出了一個宏大願景：成為美國的「綜合商社」。這一概念植根於他離開 Palantir 後創辦 8VC 的實戰教訓。在執掌 8VC 期間，朗斯代爾將其重心錨定在國防、政府與工業基礎設施等硬科技領域，孵化並投資了包括 Anduril、Epirus 在內的大批硬科技企業。然而這段經歷讓他陷入了一種深刻的「結構性絕望」，他將這種絕望總結為「資本幾何結構」的錯配。
在硅谷傳統的風投語境下，軟件公司輕資產、快回報，而像 Anduril 這樣的國防硬科技企業則需要巨大的前置資本投入，從成立到 IPO 往往要燒掉數十億美元的資本。硬科技初創企業必須面對「三位一體」執行壓力：同時運營硬件製造、軟件集成以及複雜的華盛頓政商關係。更殘酷的是難以逾越的「死亡之谷」，美國國防部的預算週期長達 2 至 3 年，許多初創公司在獲得第一筆正式採購合同前，就因現金流斷裂而死在預算流程的黑洞中。
孤山銀行摒棄了傳統金融信貸的思維模式，大量吸納了來自 8VC「藝術家殖民地」計劃的前海豹突擊隊成員和 SpaceX 高級工程師，以前所未有的維度審視硬科技企業的底層數據，這使得它擁有了傳統銀行無法具備的資產定價能力。當 Anduril 拿出一份高超音速導彈的測試數據時，摩根大通看到的是高風險的研發支出，而孤山銀行看到的則是未來五年的國防訂單。
這種模式直接打通了金融資本流向實體工業的堵點和信貸真空。基於這種深厚的硬科技背景，及其特有的政府應收賬款融資模式，孤山銀行能夠精準評估一份待履行合同的違約風險，並據此提供資產擔保貸。這意味著 Anduril 可以用未來的導彈訂單和它的工廠設備作為抵押，來獲得現在的營運資金，而不再需要通過割讓股權來換取現金。
然而孤山銀行最隱秘的核心護城河，在於它是一家深度的「關係型銀行」。過去十年，彼得·蒂爾與 Palantir 的網絡在美國聯邦政府及軍隊悄然滲透。如今，這張關係網已從幕後的顧問名單變成臺前的決策中樞，為孤山銀行的客戶提供了一條通往政府合同的高速公路。
在五角大樓，陸軍部副部長邁克爾·奧巴達爾掌控陸軍的預算與採購戰略，儘管他簽署了迴避協議，但作為 Anduril 的前高級總監，他推動的「快速採購」改革直接利好了孤山銀行服務的那些非傳統國防承包商。新成立的陸軍「201 分遣隊」則直接授予 Palantir 首席技術官希亞姆·桑卡爾陸軍預備役中校軍銜。曾任 Palantir CEO 高級顧問的雅各布·赫爾伯格，現在是負責經濟增長的副國務卿，他主導的「Pax Silica」硅谷和平倡議，正在強行重塑全球供應鏈，為孤山銀行投資的礦產與芯片公司清除地緣政治障礙。
在龐大的權力網絡庇護下，孤山銀行的內部架構呈現出一種極度反差的冷靜。為了在金融監管的廢墟中站穩腳跟，孤山銀行採取了被稱為「堡壘模式」的極度保守策略，維持不低於 12% 的一級槓桿率，這一風控標準幾乎是傳統商業銀行的兩倍。其吸納的海量存款被嚴格禁止用於高風險放貸，而是被強制鎖定在美國國債等高流動性資產的保險櫃中。
與此同時，孤山銀行還構建了一套極度激進的支付引擎。在前司法部王牌檢察官凱蒂·豪恩及其加密風投 Haun Ventures 的合規背書下，孤山銀行合併了穩定幣公司 Atticus，並將自己打造為「最受監管的穩定幣交易樞紐」。對於在全球範圍內執行任務的國防科技公司而言，戰爭不會遵循銀行的朝九晚五。採用穩定幣作為結算層，能夠幫助銀行在法定節假日提供 7×24 小時的資金清算服務，確保位於波蘭邊境或太平洋基地的供應鏈能實現秒級支付。
至此，朗斯代爾心中的「美國綜合商社」拼圖終於閉環。這種曾在戰後日本崛起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財閥結構，精髓在於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血肉互融。而今，「Palantir 黑幫」正在玩一場遠超風投邏輯的無限博弈。在這個局裡，金融被重組成了硬科技的「金融燃料」，用來驅動停滯已久的美國重型工業。
美國再工業化與地緣政治挑戰
如果你在 2026 年的寒冬驅車經過哥倫布南郊，會看到一幅極具賽博朋克感的畫面：在裡克肯巴克國際機場旁，一座代號為「Arsenal-1」的超級工廠正在像巨獸一樣呼吸。
這座規劃建築面積達 500 萬平方英尺的工廠，是 Anduril 的皇冠上的明珠，也是俄亥俄州歷史上最大的單一國防制造項目。它的外牆閃爍著冷冽的信號燈，數千名工程師和技術工人在這裡生產著從名為「Fury」的自主噴氣式戰機，所有設備都由一套被稱為「Arsenal OS」的操作系統實時調度。這裡沒有傳統流水線的嘈雜，只有數據流動的靜謐與致命的高效。
這片土地曾是美國工業的心臟，克利夫蘭的鋼鐵、阿克倫的橡膠和代頓的航空零部件，共同鍛造了二戰時期「民主兵工廠」的底座。然而，隨著全球化浪潮和去工業化的推進，這裡淪為了著名的「鐵鏽帶」，工廠倒閉留下的成片廢墟和被阿片類藥物腐蝕的城鎮，成為了美國衰落的傷痕。
但 2024 年前後，風向發生了劇烈的逆轉。彼得·蒂爾和 A16Z 等硅谷核心資本，開始大規模地將視線從舊金山灣區的軟件公司，轉移到了美國中西部的硬科技領域。這是一場由彼得·蒂爾發起的、針對硅谷過去二十年發展邏輯的哲學清算。
這種清算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蒂爾那句震耳欲聾的詛咒：「我們想要飛行的汽車，得到的卻是 140 個字符」。在蒂爾看來，自 1970 年代以來的所謂「科技繁榮」是一個巨大的謊言。硅谷的精英們沉迷於數字世界的虛假繁榮，通過優化廣告算法和社交媒體讓人們在屏幕前點擊上癮，卻在原子世界陷入了長達五十年的大停滯。
蒂爾認為，這種對物理世界的逃避不僅導致了經濟增長的空心化，更讓西方文明在面對地緣政治挑戰時變得脆弱不堪。因此，他在 Founders Fund 內部確立了一種帶有末世論色彩的投資信條：如果科技不能解決核聚變、太空運輸和高超音速防禦這些「硬問題」，那麼所有的獨角獸公司最終都將毫無意義。
為了將重返原子世界的哲學願景落地，硅谷的精英們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侵略性。A16Z 將其包裝為「美國動力」運動（American Dynamism），核心是用硅谷的風險資本去重構那些僵化的國家級基礎設施。
為此，A16Z 打破了風險投資公司不直接介入政治的傳統，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了高規格的辦公室，並組建了一支由前國防部高官和資深說客組成的遊說團隊。根據公開記錄，A16Z 在 2025 年的聯邦遊說支出超過了 180 萬美元，甚至超過了全美風險投資協會的總和。他們的核心任務只有一個：幫助像 Anduril 和 Hadrian 這樣的硬科技公司跨越「死亡之谷」。
在 Arsenal-1 工廠的圍牆之內，這場哲學運動正在轉化為顛覆傳統軍工複合體的生產力。
像洛克希德馬丁這種傳統軍工巨頭，習慣於成本加成合同，即無論研發拖延多久、成本超支多少，政府都會買單，這本質上是一種獎勵低效的制度。而 Anduril 模式則是典型的「蒂爾式」打法——利用風投資金自研產品，快速迭代，直到產品成熟後再賣給軍隊。
與此同時，「美國動力」陣營強調絕對的供應鏈主權，SpaceX 就是最好的案例。不同於傳統防務商將零部件層層外包給全球供應鏈，Anduril 自建固體火箭發動機工廠，以確保在戰爭切斷全球海運時，美國的導彈依然能飛出庫房。在這裡，生產線本身就是軟件的一部分，通過「Arsenal OS」，工廠可以根據戰場需求，在幾周內從生產偵察無人機無縫切換到生產巡飛彈，這種靈活性是傳統剛性生產線無法想象的。
這場「再工業化」運動在政治上還有一個終極保護傘——來自俄亥俄州的副總統 J.D. 萬斯。作為彼得·蒂爾曾經的門徒，萬斯是連接硅谷資本與鏽帶工人的完美紐帶。在就任副總統後，他成為了「美國動力」在白宮的最高代言人，大力推行「購買美國貨」條款的升級版，併為在鏽帶建廠的科技公司提供鉅額稅收抵免。
數據似乎正在驗證這一戰略的瘋狂與成功。截至 2026 年初，俄亥俄州的製造業產值連續四個季度實現兩位數增長，新增的高端製造業崗位超過了 15,000 個。不僅是 Anduril，英特爾在利金縣的晶圓廠、孤山銀行支持的核聚變初創公司 Helion Energy，都在這片土地上紮下了根。
在硅谷精英與華盛頓權力結盟後，這不再是蒂爾一個人的哲學烏托邦，美國的「再工業化」好像正在從一句空洞的口號，變成鋼鐵與代碼交織的現實。
深層挑戰與經濟悖論
當我們將視線從俄亥俄州熱火朝天的兵工廠抽離，並拉回全球供應鏈版圖時，硅谷精英們的復興狂熱很快就會被冰冷的事實澆滅。這臺試圖逆轉歷史重力的美式再工業化機器，正全速撞向由物理極限與經濟規律構成的隱形暗礁。這是地緣政治與宏觀經濟學最底層的邏輯死結。
最致命的軟肋是深埋地底的元素詛咒。雖然 Arsenal-1 工廠可以夜以繼日地組裝無人機，但構成這些機器神經與骨骼的關鍵原材料卻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閉環。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的數據，中國控制了全球約 90% 的稀土精煉產能。位於加州的 Mountain Pass 礦山是美國本土唯一的稀土開採點，但在這裡挖掘出的礦石由於缺乏本土分離技術，仍需裝船運往中國進行提煉，然後再以高價買回。這意味著，俄亥俄州的新工廠本質上是在用來自中國的材料，製造意圖遏制中國的武器。
與供應鏈危機並行的，是發生在美國本土電網上的「千瓦戰爭」。硅谷精英在推銷「美國動力」時，刻意迴避了一個尷尬的物理事實。他們所依賴的高能耗 AI 數據中心和新型製造業，正在同一張日益老舊的電網上展開殊死搏鬥。
Palantir 訓練新一代大模型所需的算力呈指數級增長，其單體數據中心的能耗已逼近一座中型城市。據波士頓諮詢公司的預測，到 2030 年，僅美國數據中心的用電量就將達到總用電量的 7.5%，而製造業復甦將進一步擠佔剩餘空間。在孤山銀行投資的核聚變技術商用之前，美國正面臨一個零和博弈：當數字大腦與工業軀體同時爭奪有限的能量血液時，這個巨人的動作註定會因為供血不足而出現致命的僵直。
最為深層，也是最難解開的死結，藏在美元霸權的基因悖論裡。歷史上，從未有一個國家能同時兼任「全球最大的工業出口國」與「全球金融霸主」，因為這需要兩種截然相反的貨幣政策。要復興製造業，通過出口武器和工業品佔領市場，美國需要弱勢的美元來降低生產成本。但要維持華爾街的金融霸權，吸引全球資本回流以支撐金融繁榮，又必須維持強勢美元的地位。
這便是著名的「特里芬難題」的現代版。
萬斯和蒂爾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扭轉這一流向，將美元從服務於全球金融循環的公共產品，改造成服務於本土工業的工具。答案或許並不在那些精美的路演 PPT 裡，而在於下一個冬天的暴風雪中，那條脆弱的供應鏈是否依然能夠轉動。